小贷公司戴着镣铐跳舞 期盼金融机构身份

      自2005年开启小贷公司试点以来，小贷公司经历了近8年的发展历程。在此过程中，小贷行业虽然取得了辉煌成绩，却一直“戴着镣铐跳舞”。在日益激烈的竞争面前，小贷行业也面临着各种困扰。

日前，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专访时表示，金融机构的“身份”不明确，以及随之而来的税负过重、业务开展受限、融资困难等问题，是小贷公司面临的最大困境，正在日益困扰着小贷行业的发展。

　　“身份”不明确成最大困扰

　　央行统计数据显示，截至今年9月底，全国小贷公司数量已经达到7398家，贷款余额7535亿元。随着行业的迅速发展，小贷公司的发展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。

　　深圳中恒泰小贷公司总经理李俊说，首先面临的是政策困境，受政策限制，融资难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，依然需要以银行为主渠道，虽然资产证券化、发债、再贷款等渠道在慢慢放开，但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。“从深圳地区来看，现在全行业闲置资金可能有30个亿，截至9月底批准成立的小贷公司98家，开业的84家，闲置的都是新成立的小贷公司资金，比较成熟的小贷公司资金仍然紧张。”

　　在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看来，全国各个地区小贷公司发展并不平衡，同一地区间和小贷公司之间也不平衡，所以资金需求不能一概而论。根据规定，小贷公司只能从两家银行融入不超过注册资本50%的资金，这只能是杯水车薪。为了吸收资金，甚至出现变相吸收存款、非法集资的现象。

　　实际上，“出身”得不到确认，对小贷公司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。“小贷公司的定位是地方非银金融机构，但监管层面并未承认，不具备金融机构的身份，很多业务都开展不了。”李俊将小贷公司的身份形容为“地方粮票”。

　　杜晓山则称，这反映的是小贷公司的法律地位问题。按照现有规定，小贷公司是一般工商类企业，但小贷公司的业务性质却是金融类业务，放贷业务是金融机构的基础业务，和工商企业完全不同。

　　身份认定对小贷公司造成的影响显而易见。据李俊提供的数据，该公司成立4年多以来，一共缴税3000多万元，平均每年缴税800多万元，总税率达到30.5%，而去年其净利润还不到2000万元。

　　杜晓山表示，法律地位与财税政策联系在一起，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单笔5万元以下可以免税，农信社的“三农”业务也有营业税优惠，增量“三农”和小微贷款达到一定比例，可以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，但小贷公司享受不了这些优惠政策。

多重挤压 市场风险急增

　　实际上，除了政策因素，小贷公司面临的市场风险也在加剧，而这令小贷公司忧心忡忡。

　　重庆一家小贷公司人士告诉本报记者，小贷行业刚刚开放时，除行业内的竞争，没有其他竞争对手。随着业务转型的需要，银行也在大力开展小微业务，导致小贷公司市场空间萎缩，由于资金成本的优势，银行进入之后，小贷公司业务只能不断下沉，开发资质较差的客户。

　“银行一下子就把市场吃掉一大块，而且还可以通过减少融资来"制约"我们。”李俊说，“银行筛了一遍之后，留给小贷公司的都是风险抵抗能力较差的客户，有些企业甚至涉及高利贷，银行贷款还不上，就借高利贷还银行，又在小贷公司贷款还高利贷，最后承担风险最大的就是小贷公司。”

　　而由于征信系统不完善，小贷公司也很难查清小微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。“能查到的都是银行贷款，高利贷、民间借贷根本查不到。”

　　包括李俊在内的多名业内人士认为，小贷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撬动了利率市场化，但也导致高利贷的直接竞争，现在高利贷利率下行，已经接近小贷公司的水平，而且手段更加灵活便捷，在小贷风控接近银行的情况下，高利贷开始侵蚀小贷的地盘。

　　但杜晓山对此持不同看法。在他看来，小贷公司两头受压是市场竞争的常态，更多的则与小贷公司内部因素有关，小贷公司人员素质参差不齐、暴力追债等问题也层出不穷。“有些小贷公司本身的经营理念有问题，向利益相关人发放大额贷款，甚至参与放高利贷，有和民间高利贷趋同的现象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”他说。

　　期待监管体制调整

　　在业内人士看来，上述诸多问题只是表象，要想妥善解决，需要对现有政策和监管体制进行调整。

　　“现在小贷涉及到的管理部门太多，央行、银监会、工商、税务等部门都在管，条线太多难以协调，在国家层面应当明确一个监管协调机构。”李俊说。

　　而杜晓山也认为，上述问题必须在宏观层面进行解决，给予小贷公司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，使其享受相应待遇。在融资方面，允许贷款放完后，向大股东按一定比例借款，同时拓宽委托贷款、发债等途径。在具体监管手段上，应当择优限劣，对恶意违法违规的小贷公司进行惩处，严重的强制退出。

　　而这样一来，就必然要对监管制度进行调整。“将小贷交给地方政府监管是比较符合行业发展规律的，中央没有精力管这么多，全国各地的小贷行业发展也不平衡。”杜晓山说，但这面临着一个矛盾，目前地方监管水平有限，地级市和县一级表现得尤其明显。而这也是行业能否健康发展，以及政策调整面临的考验。”

　　在杜晓山看来，在此情况下，需要对县市级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进行提升，并适当充实力量，在以地方监管为主体的情况下，配合央行和银监会进行监管，或是可行的路径。

      本文来源：第一财经日报